这两天，梁衡先生的文章《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得到了广泛关注。在网上传播时，此文多被另冠以《1978年，中央派团出访西欧，归来汇报至深夜，听者高呼石破天惊》的标题。

  这篇强调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的文章，开篇提到40年前，一位副总理带领一队部级干部去西欧参观，处处感到“震惊”。该文举了一个德国露天煤矿的例子，来对比当时中德两国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

  一台挖掘机一天产40万吨，仅以工作日来算，一年就是1亿零506万吨了，怎么全矿一年才5000万吨？何况即使是今天最大的轮斗式挖掘机，理论上最多每天挖煤也只有25万吨上下（有说24万吨的，有说26万吨的），可见原文中这组数字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笔者不是说当时德国采煤技术不先进、生产效率不高，毕竟中德差距是一目了然的，而是说在反映和介绍这些差距的时候要严谨，要准确，要实事求是，不应该浮皮潦草粗枝大叶，不应该在一惊一乍中晕头转向乱了方寸。很遗憾，都四十年过去了，“震惊”的效果对于作者还没有消退，以至于在列举数据时把基本的算数规则都忽视了。

  该文又举了一个例子，称这些高级官员当中竟然有好多人在国内从来没吃过冰激凌，到西欧才见到冰激凌，因为怕凉，有人还建议在食用时“加热一下”。

  从行文来看，也能够理解成这是当时有人在开玩笑，否则这一个故事就实在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虽然改开之前，中国经济的确很落后，食品种类也比较贫乏，但是冰激凌并非没有，像部级官员却不知冰激凌为何物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北京食品厂不仅生产至今仍鼎鼎大名的北冰洋汽水，同时也生产奶油冰棍与冰激凌。餐厅饭店里也有供应冰激凌的，如著名的莫斯科餐厅，就有好多种冰激凌。著名作家王朔诸多描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生活的小说中就有很多与冰激凌有关的故事。前些年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里，有男主角因吃冰激凌过多而拉肚子的情节。昨晚，我的一个朋友，五十年代出生的北京人，他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夏天常常吃冰激凌，装在纸盒子里，商店里到处都有卖的，并不是特别需要去“老莫”、新侨饭店等高级餐厅才享用得到。

  北京之外，如上海，冰激凌对普通民众来说更不是什么稀罕物。解放前，上海就有冰激凌了，不过都是洋品牌的。解放后，国营上海益民食品厂开发了“光明”派冰激凌，质优价廉，通过市场之间的竞争击败了洋品牌——如大名鼎鼎的“美女”派，成为广大上海市民热爱的国货。“解放初期如何巧妙打败‘洋品牌’冰淇淋？”的故事，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除了北京上海，哈尔滨的冰激凌也是很有名的。哈尔滨自城市诞生的那一天，就有了冰激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哈尔滨市面上的冰激凌品种很丰富，一般普通冰棍三分钱一根，奶油冰棍五分钱，冰激凌八分一个。哈尔滨有个很有名的华梅西餐厅，文革时一度更名为工农兵西餐厅，那里就有很多种类的冰点心。学者孔庆东的文章中，就提到过他小时候吃冰激凌。

  当年除了“一线城市”，一些偏远的较小的城市，也有冰激凌供应。如我本人，出生在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在1970年代，该地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工业城市，城区商店里也有冰激凌出售。

  可见，直到1978年北京的部级高官对冰激凌还一无所知，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四十年过去了，谈论当年中西方的差距时，我们不需要再继续像当初那样过于情绪化地“石破天惊”般地“震惊”了，心态应该平和、镇定起来，更平静、更从容、更全面、更理性地来讲述、分析这样一些问题，不要一谈差距，就忘了基本的算术与逻辑，更不应该用“1978年中国部级官员没吃过冰激凌”这样的极端案例、甚至有可能是违背常识的传言来作论据。

  今天，我们该走出当年的那种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心态了。四十年前，我们的确是仰视西方，西方遥遥领先于中国，这是不容篡改的事实；随后，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一方面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一方面又从国外学到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几十年后，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中国不仅在经济体量与规模上，而且在技术上在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在大多数工业科技领域中国已经处在了世界前列，好多甚至占据领先地位。

  就拿采煤领域来说，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中国的神华等大型煤炭企业的采煤效率是世界顶级的。中国国产的挖煤机械，水平也早就是世界一流的了，像世界上最大的铲斗式挖掘机，就是中国太重集团生产的，挖斗的容积高达75立方米。今天反倒是慢慢的变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时会产生“震惊”、“石破天惊”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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